走近老教授王澤霖

2020-01-09 09:44:05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丁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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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記者獨家專訪了王澤霖教授。坐在放滿專業書籍的書柜前,他向記者回憶起了成長經歷和科研往事,讓大家讀懂他的選擇與決定——

走近老教授王澤霖

光明日報記者 丁艷進事跡經過本報等多家媒體的報道后,廣為傳頌。人們了解到他將一生科研成果轉讓和橫向合作的收益全部捐贈給科研建設,了解到他35年如一日,潛心耕耘在教學科研一線,用自己的科研成果為我國家禽養殖業撐起“國產保護傘”。

1月8日,王澤霖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對這些感人事跡背后的真實想法、使命初心,王澤霖坦然回應、一一道出,讓我們更加接近這位質樸的科研工作者。

我感謝這個給我們施展才華的好時代

記者:作為新中國成立以后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您求學時代印象最深的榜樣,或者對您人生影響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王澤霖:回顧我這一生,我個人的成長過程跟國家的繁榮昌盛是緊密相連的。1949年,我已經七八歲了。當年4月份,蘇州解放了。那時的我年紀小,不明所以,但有一幕至今仍印象深刻。蘇州城解放的那一天,早上打開家門,才發現很多解放軍怕打擾大家,就睡在路邊、屋檐下。然后,很快就有很多老百姓熱烈歡迎解放軍,慶祝蘇州解放。這一幕我至今印象深刻,也使我下定決心,立志報國。對我一生直接影響最大的也是軍人,那是我的姐夫趙福仁,他14歲參加紅軍,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洗禮。我父親早早失業,生活十分困苦。姐夫1955年從抗美援朝戰場回來時已經是團政委了,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他竭盡所能接濟和照顧全家人。在我心里,姐夫不僅是老革命、是英雄,更是榜樣,他一輩子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艱苦樸素,嚴于律己,這些都讓我深受教育。

就我自己來說,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不可能成為第一屆的研究生。有了學習的好機會,才奠定了我從事此項研究的基礎。所以我感謝這個好時代,給了我們個人施展才華的空間,在教學科研中取得的一些成績與我們的改革開放是緊密相連的。

記者:您將畢生科研成果轉化收益全部捐贈給學校科研機構的事跡反響很大,請談談您做這個選擇時的想法。

王澤霖:我是個普通老師,我的覺悟跟大家也差不多。人生很短暫,在有限的人生中要做成幾件事不容易。而我尤其高興的是,這些年通過新技術的研發,打破了國外家禽疫苗的市場壟斷,降低了我們國家相關產業的生產成本,提升了產品效率,算是為國家發展作出了自己的一點貢獻。

我都這個歲數了,我老伴兒76歲了,我們兩個都有工資,我孩子也有自己的事業。我從事科研一輩子,知道科研事業的需要。2004年以后,如果沒有一定的實驗室條件,我們不可能來搞生物制品的研究,更不能搞生物制品的生產,我們出了一些成果,這個事業我們希望后繼有人,我們需要更多的人來搞產學研,壯大我們農大的發展。

我們牧醫學院有這個需求,我跟張改平校長一拍即合。不能因為我到時候走掉了而后繼無人,我捐的時候很簡單,沒有太多的想法,這就是一種責任感、使命感使然。

5毛錢租個涼席睡廣場,攢下科研經費

記者:探索禽病防治最艱難的階段,您是怎么度過的?

王澤霖:20世紀80年代初,養殖業興起,國家還沒有集約化的養雞場,大部分是散戶養殖,很多農民都是幾只、十幾只,最多幾百只地養。當時,農民常說的“雞瘟”等老病頻繁爆發,再加上禽流感、法氏囊病等新病相繼傳入并迅速蔓延,一次發病就會造成慘重損失。由于技術瓶頸的限制,我國種雞場、蛋雞場使用的疫苗主要依賴進口,學科建設遠落后于生產、科研的需要,禽病防治方面存在眾多問題亟待解決。

我也是在和農戶打交道過程中逐步轉向疫苗研究,開始的時候肯定艱苦,學院在場地方面已經給了很多幫助,具體做起來還得靠自己。1984年,我初到學校,學校提供了兩間實驗室,但是科研經費嚴重不足,儀器設備十分落后,生產、科研難以開展。比如當年我和學生去出差,5毛錢租個涼席就在火車站廣場睡一晚上,這就省下好幾塊錢住宿費,這些錢就能多買一個試管啊。在這種情況下,我決定帶領同事自籌資金,摸索出一條服務生產結合的路子。剛開始的時候,我騎著自行車到鄭州周圍的雞場逐個詢問他們養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向他們提供幫助。通過走訪、講課、辦班這樣一種模式,逐漸積累了一些起步資金。也正是在和農戶打交道過程中,我將禽病防治的研究重點集中到疫苗研究上。

90年代初,創立禽病研究所,試探性地開了門診。我一方面給學生上課,下課就趕到門診進行禽病診療,另一方面利用間隙對養殖技術員開展培訓。1985年到1995年期間,通過辦班、禽病診療、化驗、為農村養殖戶服務等一系列方式,禽病所積累資金400多萬元,為后續改善研究生培養條件、生產條件和科研教學條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個新藥研發沒個五年、十年是拿不下來的,這是需要耐心和持之以恒的定力的。在去北京提交申報材料的那段時間,工作時間緊張,出差說走就走,那個時候火車也不發達,坐票難買,臥鋪票又太貴,為了省錢、方便,我當時坐火車會隨身攜帶一個馬扎。當然,那個時候年輕,體質也好,不算什么。材料審議以后,會下來十條、八條的意見,回來之后要根據這些意見進行補充實驗,每個實驗又要花費很長時間,在這之后又要經過反復的資料審查。防病疫苗研究的整個過程歷時很長,需要不懈的堅持。

我要對妻子女兒說:謝謝你們的理解和支持

記者:可以談談您家人對您的支持理解嗎?

王澤霖:對于我做的一切,老伴王五梅和一對兒女都非常理解支持,五梅出身干部家庭,條件比我好。我們結婚后,一開始生活很緊張。我在禽病所工作時,她一直在生活上照顧我,工作上扶持我,是我的堅強后盾。要把全部轉化積累捐贈給學校做P3實驗室這件事情,我們夫婦可謂是一拍即合。我提出這個想法后,我夫人也十分同意。我們都是從困難時期一路走過來的,明白艱苦奮斗的價值,這個時代給我們帶來了紅利,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揮自身潛力的舞臺,我們都很感恩,也很振奮。能把錢用到最需要的科研上,看到我們的事業后繼有人,讓河南農業大學再上一個新臺階,讓我們的科研成果解決更多生產實踐中的問題,為老百姓帶來更多的福祉,我們很欣慰,也很高興。

對于我的一對兒女,我先要說一句“謝謝”,更要說一句“對不起”。謝謝我的孩子們,好好長大,都很爭氣,有自己熱愛的事業,好好工作。我對不起孩子們,因為工作太忙,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缺席了太多。他們小時候,為了鍛煉他們獨立生活的能力和艱苦奮斗的精神,很少給他們零用錢。甚至有一次,我們夫婦出差,讀初中的女兒在家,自己煮了一鍋濃稠又糊了的粥當晚餐。正是因為兒女的獨立和事業有成,讓我后來一次次的捐贈沒有后顧之憂而且還得到他們的理解和支持。我在科研上能取得這樣的成績,我能去做自己想做的公益,多虧了我的家人。謝謝他們。

我期待更多年輕老師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記者:在目前社會背景下,您希望禽病防治可以走什么樣的路子,對于高校的年輕學子,您有哪些希望?

王澤霖:簡單說,禽病防治要為生產服務,與生產結合,走產學研道路。老師要走出校門,企業要歡迎科研單位和生產單位來進行研究,研究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實驗室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企業臨場研究和實驗場地的研究。

2005年后,國家不再允許沒有正規GMP廠房的小單位自行制苗、銷售。但科研要后繼有人,我希望盡快將捐贈的這筆資金用到它需要的地方去,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我期待更多的年輕老師,不斷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在農業發展的領域闖出新路子,作出新貢獻。

我的成果可能剛好符合了時代的要求,在特定時間剛好做出來了,不能說對別人提太多要求,但從我們的科研實踐中,覺得科研工作者應該具備的素質,比較重要的是這三點:

第一個是要選對方向,選題要正確,要抓一個成功一個應用一個。要有前瞻性,必須抓住科研最新的動態最新的苗頭,另外是必須密切結合生產,一定要對生產有促進作用,明白生產中最迫切要解決什么,生產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課題,我們要帶著巨大的責任感,解決老百姓的需求。

第二個是必須實干,不干事不行的。這是艱苦勞動的過程,必須實事求是,打了疫苗就要到雞舍里觀察雞的反應,親自解剖找原因,不能弄虛作假。

第三個是要堅持,堅持就是勝利,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持之以恒。

記者:除了科研業務,您自己有哪些業余愛好?

王澤霖:說實話,75歲退休之前,我幾乎沒有什么業余愛好。因為時間不夠用,太多事情要做。退休后時間畢竟多了,我喜歡散步游泳,抽空和老伴出去旅游,鍛煉好身體,把虧欠的還給家人。我們生活在一個幸福的時代,我經常會在鄭州走走轉轉,多看看城市風光,以后還想帶著老伴到大江南北城市農村都走走,看看國家發展的新面貌、新氣象。希望能身體好一點,看到祖國更加興旺發達的明天。

【編輯】鄧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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